宋仁宗中 (第2/2页)
夫君子所乐听人言者,嗜欲之不戢,器识之不弘,学问之不勉,好尚之不端,喜怒之不节,动止之不庄,出话之不正。勿惮我之威,勿疑我之拒,勿薄我为不足言,勿恕我以姑有待。如石攻玉,必致其精;如绳裁木,必壹于正。则薰沐以求之,拜稽以受之,而唯恐其易尽。
如其刚直之气,不以加我而以加人,则小臣仆妾且将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赏及之,况仅此一二坐论之元臣,而授荣辱之大权于悠悠之心口哉?
自仁宗之为此制也,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,以交战于廷。台谏持宰执之短长,以鸷击为风采,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,而大臣乃不惜廉隅,交弹而不退。
其甚者,有所排击以建其所欲进,而巨奸且托台谏以登庸,害乃伏于台辅。宰执亦持台谏之短长,植根于内庭,而假主威以快其报复。于是或窜或死,乃至褫衣受杖,辱当世之士,而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。
其甚者,布私人、假中旨、以居掖垣,而自相攻击,害又中于言路。季世之天下,言愈长,争愈甚,官邪愈侈,民害愈深,封疆愈危,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。仁宗作法之凉,延及五百年而不息。
求如唐之谏官宰相同寮而不忧其容隐者,且不可得。况古之无人不可谏,用匡君德,而不以尚口为习俗者,养敦庞刚正之元气以靖邦家,其得失岂寻丈之闲哉?
自仁宗之为此制也,吕夷简即以逐孔道辅等十人,而余靖、孙沔旬日再窜。
廷臣水火之争,迄于徽、钦,无日无人不争为鼎沸。论史者犹以为善政,则甚矣一曲之士,不足与言治道也!
八
元昊之必反,弗待其后事而知之。今立于五百年之余,不揣而信其必然,况当日乎?
粤自继迁之死,子弱国危,弗能制其死命,漫曰以恩致之,实则输锦绮以献笑,丐其不相凌暴而已。于是而西陲撤备,将帅戢身,戍兵束手者,垂三十年,而昊始反。
计德明之世,无亡矢折之患,拥盐池苑马之资,藉中国金缯之利,休养其人,以奡岸于河山险固之地,虽微元昊,且将鹰饱而飞;况昊以雄狡之才,中国久在其目中,而欲使弭耳以驯于柙也,庸可得乎?
于是而宋所以应之者,固宜其茫然也。种氏以外,无一人之可将,中枢之地,无一策之可筹。仅一王德用之拥虚名,而以“貌类艺祖、宅枕乾冈“之邪说摇动之,而不安于位。狄青初起,抑弗能乘其朝气、任以专征,不得已而委之文臣。匪特夏竦、范雍之不足有为也。
韩、范二公,忧国有情,谋国有志,而韬钤之说未娴,将士之情未浃,纵之而弛,操之而烦,慎则失时,勇则失算。吟希文“将军白发“之歌,知其有弗获已之情,四顾无人,而不能不以身任。是岂足与狡诈凶横之元昊争生死者哉?其所用以直前者,刘平、石元孙、任福阘茸轻脃之夫也。则昊之不能东取环、延,南收秦、陇,以席卷关中者,幸其无刘渊、石勒之才也。
故韩、范二公之任此,良难矣。三十年闲,执国柄以赞庙谟者谁邪?李沆四方艰难之说,无可告语,而仅以属之王旦,旦亦弗能效也。曹玮忧元昊之状貌非常,不得昌言,而仅以语之王鬷,鬷固弗能信也。
君饰太平以夸骄虏,臣立异同以争口舌,将畏猜嫌而思屏息,兵从放散而耻行枚。率不练之疲民,驭无谋之蹇帅,出入于夏竦、王氵公之间,吕夷简复以疲痹任心膂而可否其上,才即倍蓰于二公,亦弗能振宿萎之枝,而使翘然以起。则不能得志于一战,而俯首以和终,无足怪者。
乃以其时度其势,要其后效,宋之得免于危亡也,二公谋异,而范公之策愈矣。任福之全军覆没也,范公过信昊之可抚而堕其术中也。韩公力主进兵会讨,策昊之诈,而自戒严以行边,则失在范,而韩策为长。然范之决于议抚者,度彼度此,得下策以自全者也。
古今有定势焉,弱者不可骤(胜)[张]而强,强者可徐俟其弱。故有不必危亡之势,而自贻以危亡者,以不可张之弱尝试而争乍张之强也。夫前之自萎以积弱而养昊之强者,已如彼矣。然彼虽强,而未尝无所惮也。
以一隅而敌天下,则贫富不相若。以孤军而抗天下,则众寡不相若。内患未起,而人利于安存,则撼我也难。内治犹修,而人不思外附,则诱我也无术。固本自强,以待其疲,犹足恃也。而无识者,蹶然而起,以希非望之功。驱积衰之众,糜无益之财,投进有可前、退有可却之散地,挑进则利、却则死(于)[之]狡寇,姑与薄侵其边疆,而堕其陷阱。一尝之而败矣,彼气增而我气折矣。
再尝之、三尝之,而无不败矣,彼气弥增而我气折尽以无余矣。彼固未能如是其勇,我以勇贻之也。我且未必如是其怯,自教吾人以怯也。前之有所惮者,无可惮矣。有所疑者,无可疑矣。则虽有勇将劲兵以继其后,彼且无所惧,奋死以相搏,而势终不敌。
元魏之于六镇,契丹之于女直,女直之于蒙古,皆是也。不然,以土地甲兵刍粮之富,率有余之众,卫久立之国家,以捍乍兴之小丑,奚其不敌,而瓦解以亡哉?
使如韩公徇夏竦之策,并数路之兵,同出一道,用争胜负,人怀异心,而投之虏穴。彼尽锐以攻其瑕,一将衅而全军骇溃,内地更无坚守有余之兵,岂徒鄜、延、泾、原之不可保哉?关中糜烂,而汴、雒之忧亦棘矣。
范公之镇延州也,兴营田、通斥候,修堡砦,种世衡城青涧以相策应,缓夏竦之师期,按兵不动,以观其衅。使得如公者以终其所为,财可充,兵可用,(术)[将]可择,俟之俟之,元昊死,谅祚弱,无难折棰以收为外臣。
即未能然,而不驱尝试之兵,送腰领以增其骄悍,金城屹立,士气犹存,元昊虽强,卒不能渡河而有尺土。此范公之略,所繇愈于韩公者远也。
可移者石也,不可移者山也。无土以障之,则河不决;无水以溅之,则油不炎。使汉高以武帝之兵临冒顿,则汉必危;抑使杨镐、王化贞以范公之策保沈、辽,则国必不毙。是道也,持于积弱之余,而以救其失者也。
急庸人之所缓者,建威之弘略;缓庸人之所急者,定倾之成算。无事而嬉于堂,闻变而哄于市,今古败亡之券,可不鉴诸!
九
人之不能有全才也,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。才之所规,遂成乎量。才所独优,而规之以为量,则量穷于所规,规之内有余,而规之外不足。呜呼!夫孰知不足者之能止于其分,而无损于道;有余者求盈于所规之外,治之而实以纷之也。观于韩、范二公可见矣。
韩公之才,磊落而英多,任人之所不能任,为人之所不敢为,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,恢乎其无所疑,确乎其不可拔也。而于纤悉之条理,无曲体求详之密用。是故其立朝之节,直以伊、周自任,而无所让。
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,吉凶变动之机宜,则有疏焉者矣。乃以其长用之于短,其经理陕西也,亟谋会师进讨,而不知固守以待时;多刺陕西义勇,而不恤无实而有害;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。若法度、典礼、铨除、田赋,皆其所短者。而唯其短也,是以无所兴革,而不启更张之扰。
而范公异是。以天下为己任,其志也。任之力,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,法之疏密,穷檐之疾苦,寒士之升沈,风俗之醇薄,一系于其心。
是以内行修谨,友爱施于宗族,仁厚式于乡闾,唯恐有伤于物,而恶人之伤(而)物也独切。故以之驱戎,无徼功之计,而致谨于缮修自固之中策。唯其短也,而善用之,乃以终保西陲,而困元昊于一隅。
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,则好善恶恶之性,不能以纤芥容,而亟议更张;裁幸滥,核考课,抑词赋,兴策问,替任子,综核名实,繁立科条,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,乐用之而不倦。唯其长也,而亟用之,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,人挟怀来以求试,熙、丰、绍圣之纷纭,皆自此而启,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。
繇是观之,二公者,皆善用其短,而不善用其长。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长而成乎悔吝者,周公而后仅见其人也。夫才之所优,而学亦乐赴乎其途;才既优之,学且资之,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遗。
喜(心)[怒]既行,而物之不伤者鲜矣。才注于斯,学效于斯,喜怒循斯以发,量之所规,不能度越乎斯,而欲以此概及乎规之所不至;则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,上怵心于天时,下增疑于物理,谨以待物之至,而治之以时,使可受益于天人,而量固未尝不弘远也。
才之英发者,扩而充之,而时履于危,危而有所惩则止。故韩公之于西夏,主战而不终,其刺义勇也,已敝而终改。若其折母后,定储位,黜奸奄,匡幼主,无所三思以直行其道,则正以不劳形怵心于细故,而全其大勇。而范公忧之已急,虑之已审,乃使纤曲脂韦之士,得依附以售其术,固自天下己任之日,极其量而不得有余矣。
苟为君子,则必知所敬矣。才所不足,敬自至焉。才所有余,不觉其敬之弛也。唯其敬也,是以简也。
才所有余者,欲简而不能。才所不足者,欲不简而不得。简之必敬,敬则不容不简。以此而论二公,韩之蔽于所长者仅也,而范公已甚矣。天章阁开之后,宋乱之始也。范公缜密之才,好善恶恶之量为之也。是以缜密多知之才,尤君子之所慎用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