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上 (第2/2页)
夫六官之长贰，各帅其属、庀其事、以待军国之用，乃非体国如家者，则各炫所长、匿所短，互相推移而避其咎。使无总摄而通计之者，将饰文具以应，而不恤国事之疏以倾也，此不可听庶司之汎应，而无与折中之者也；统之以宰相，而推诿自私之弊去矣。
然宰相之贤者，且虑有未至而见有或偏，不肖者之专私无论也；先以中舍之杂判，尽群谋以迪其未达，而公论以伸，则益以集而权弗能擅，其失者庶乎鲜矣。犹且于既审之余，有给事之駮正以随其后，于是而宰相之违以塞，而人主之愆以绳，斯治道之至密，而恃以得理者也。
虽然，杂判者，陈于其先也；駮正者，施于其后也；中舍之议已集，宰相之审已定，始起而駮之，自非公忠无我之大臣，纯白知通之给谏，参差相左，而给事与宰相争权，则议论多、朋dang兴，而国是以乱。
然则駮正之制，当设于杂判陈而宰相方审、敕旨未下之际，以酌至当之宜，是非未著，而从违皆易，斯群臣之能尽，而宰相之体不伤。
唯公议已允，而宰相中变以舞法者，然后给事封还而駮正之，不尤可达人情、定国是，而全和衷之美乎？太宗谓王珪曰：“论难往来，务求至当，舍己从人，亦复何伤，或护己短，遂成怨隙。”盖虑此矣。
立法欲其彻乎贤不肖而俱可守，法不精研，而望人之能舍已从人也，亦不可得之数已。
中舍各抒所见，而给事折之以从违，宰相持衡而断之，天子裁成以行之，合人心于协一，而宫省息交竞之情，事理得执中之用，酌古鉴今，斯可久之良法与！
近世会议偏及九卿，而唐之杂判专于中舍，其得失也孰愈？夫九卿各有典司者也，既与其属参议其所修之职以待举行，固有一成之见而执为不可易者，假有大兵大役，司马、司空务求其功之成，而司农务求其用之省，则其不相协而异同竞矣。
唐、宋之给舍，皆历中外、通众理、而待枚卜之选者也，兼知盈诎成败之数，以酌时之所可行，则彼此不相妨而以相济，杂判而駮正之足矣，何用询及专司之官以生嚣讼哉？
如有议成敕下，而九卿不可奉行者，自可复陈利病以更为酌改，无容于庙议未审之前，豫为异论以相制。国事之所繇定，惟其纲纪立以一人心而已；会议者，大臣免咎之陋术，其何利之有焉。
至于登进大臣、参酌大法、裁定大礼，则惟天子之干断与宰相之赞襄，而参以给舍之清议；六官各守其典章，而不可有越位侵官之妄。如使采纷呶之说，以模棱而求两可，则大臣偷，群臣竞，朋dang兴，机密泄，其弊可胜言哉？
不周知天下之务，不足以决一事之成；宰相给舍无所偏私，以周知为道者也。不消弭人情之竞，不可以定国事之衡；杂判駮正慎之于前，而画一必行于后，议论虽详而不至于争竞者也。太宗曰：“或成怨隙，或避私怨，顺一人之情，为兆民之患，亡国之政，炀帝之世是也。”斯言韪矣。
六
读太宗论治之言，我不敢知曰尧、舜之止此也，以视成汤、武王，其相去无几矣。乃其斁彝伦，亏至德，杂用贤奸，从欲规利，终无以自克，而成乎大疵。读史者鉴之，可以知治，可以知德，可以知学矣。
气者，发以嘘物，而敛以自摄其心者也。闻见之善，启其聪明，而随气以发敛，其发也，泄其藏以加于物。故言者，所以正人，而非以正己也。
己有余，而不忍物之不足，则出其聪明以迪天下之昏翳而矫之以正，子不忍于父，臣不忍于君，士不忍于友，圣人君子道不行而不忍于天下后世，于是而言之功大矣。
若夫受天命作君师，臣民之责，服于躬、载于一心，则敛气以摄聪明，而持天下于心，以建中和之极，故曰“汤、武身之也”。身正而天下正，不以言也。
故仲虺之诰，仲虺言之也；咸有一德，伊尹言之也；旅獒，召公言之也；无逸，周公言之也；而汤、武无言以自呜其道而诏群臣。推而上之，大禹、皋陶、益、稷各尽言以进尧、舜，而尧、舜执中之训，迨及倦勤逊位之日，道不在己，而后以诏舜、禹。
然则尧、舜惟不忍于后世，禹、皋、益、稷、伊、莱、周、召惟不忍于君，而不容已于言。下此者，虽躬行未逮，而进忠于上，亦不必以言过其行责之，其忠也，即其行也。
今太宗之言，非尧、舜、汤、武之言，而伊、莱、周、召之言也。任尧、舜、汤、武之任，而夺伊、莱、周、召之言以为已言，则下且何言之可进，而闻善之路穷。
盖太宗者，聪明溢于闻见，而气不守中，以动而见长者也。其外侈，其中枵，其气散，其神瞀，其精竭，其心驰，迨乎彝伦之攸斁，至德之已亏，侫幸外荧，利欲内迫，而固无以自守；及其衰年而益以氾滥，所必然矣。
呜呼！岂徒帝王为然哉？自修之士，有见而亟言之，德不崇，心不精，王通之所以不得为真儒也。
况扬雄、韩愈之利欲熏心者乎？故鲁论之言言也，曰慎、曰后从、曰讷、曰讱、曰耻、曰怍，圣狂之辨，辨于笔舌，可畏也哉！
七
夷狄之势，一盛一衰，必然之数也。当其衰而幸之，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，故祸发而不可止。
夫既有其土，则必有其人以居之，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，相保有余而必盛，未有数千里之土，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。
已盛者而已衰矣，其后之能复盛者鲜矣，而地已旷，人必依之，有异族、有异类、而无异土。衰者已衰，不足虑也，继之以人，依其土而有之，则族殊类异，而其偪处我边徼也同。
突厥之盛，至颉利而衰，既分为二，不能相比，于是乎突厥以亡，迄于五代而遂绝。夫岂特夷狄为然哉？五帝、三王之明德，汉、唐、宋之混一，今其子孙仅存者不再兴，而君天下者不一姓，况恃疆不逞之部落乎？
夫其人衰矣亡矣，其土则犹故也，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，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，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；曾无虑此，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？
其族衰，其地无主，则必更有他族乘虚而潜滋暗长于灌莽之中。故唐自贞观以后，突厥之祸渐息矣，而吐蕃之害方兴，继之以契丹，皆突厥两部之域也。颉利禽而御楼受俘，君臣交庆，其果以是为中国永安之祚哉？
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，太宗命李大亮安抚之，贮粮碛口以赈之，未尝非策也，而大亮之不奉行也何居？施之以德者，制之以威也。
已衰者，存之不足为忧，存已衰者，则方兴者不能乘无主以擅其地，则前患息而后衅可弭。
盛衰之形，我得而知，而无潜滋暗长之祸，虽暂劳暂费，而以视糜财毒众以守边，割地纳贿以丐免，其利害奚若邪？株守安内之说为訏谟，岂久远之大计哉？
八
魏征之折封德彝曰：“若谓古人淳朴，渐至浇譌，则至于今日，当悉化为鬼魅矣。”伟哉其为通论已。
立说者之患，莫大乎忿疾一时之流俗，激而为不必然之虑，以鄙夷天地之生人，而自任以矫异；于是刻覈寡恩成乎心，而刑名之术，利用以损天地之和。
荀卿性恶之说，一传而为李斯，职此故也。且夫乐道古而为过情之美称者，以其上之仁，而羡其下之顺；以贤者匡正之德，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。
使能揆之以理，察之以情，取仅见之传闻，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，则尧、舜以前，夏、商之季，其民之淳浇、贞淫、刚柔、愚明之固然，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。
唯其浇而不淳、淫而不贞、柔而疲、刚而悍、愚而顽、明而诈也，是以尧、舜之德，汤、武之功，以于变而移易之者，大造于彝伦，辅相乎天地。若其编氓之皆善邪？则帝王之功德亦微矣。
唐虞以前，无得而详考也，然衣裳未正，五品未清，昏姻未别，丧祭未修，狉狉獉獉，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”舜之明伦察物，存唐、虞之民所去也，同气之中而有象，况天下乎？
若夫三代之季，尤历历可征焉。当纣之世，朝歌之沈酗，南国之淫奔，亦孔丑矣。数纣之罪曰“为逋逃萃渊薮”，皆臣叛其君、子叛其父之枭与豺也。
至于春秋之世，弑君者三十三，弑父者三，卿大夫之父子相夷、兄弟相杀、姻党相灭，无国无岁而无之，蒸报无忌，黩货无厌，日盛于朝野，孔子成春秋而乱贼始惧，删诗、书，定礼、乐，而道术始明。然则治唐、虞三代之民难，而治后世之民易，亦较然矣。
封德彝曰：“三代以还，人渐浇譌。”象、鲧、共、欢、飞廉、恶来、楚商臣、蔡般、许止、齐庆封、鲁侨如、晋智伯，岂秦、汉以下之民乎？子曰：“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春秋之民，无以异于三代之始。
帝王经理之余，孔子垂训之后，民固不乏败类，而视唐、虞、三代帝王初兴、政教未孚之日，其愈也多矣。
战国之末，诸侯狂逞，辩士邪诬，民不知有天性之安，而趋于浇，非民之固然也。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，乃益以增民之离叛。五胡之后，元、高、宇文駤戾相踵，以导民于浇，非民之固然也。
隋文不知而防之若雠，乃益以增民之陷溺。逆广嗣之，宣淫长侫，而后民争为盗。唐初略定，夙习未除，又岂民之固然哉？伦已明、礼已定、法已正之余，民且愿得一日之平康，以复其性情之便，固非唐、虞以前茹毛饮血、茫然于人道者比也。
以太宗为君，魏征为相，聊修仁义之文，而天下已贴然受治，施及四夷，解辫归诚，不待尧、舜、汤、武也。垂之十余世而虽乱不亡，事半功倍，孰谓后世之天下难兴言仁义哉？
邵子分古今为道、德、功、力之四会，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？霸之后又将奚若邪？泥古过高，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，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，君子奚取焉？腥风扇，民气伤，民心之待治也尤急，起而为之，如暑之望浴也，尤易于隋、唐之际哉，